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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6部分（第2页）

送礼之难，难就难在这里，明明你送出去的礼物对对方来说非常重要，可如果你不能够降格以求，他就无法收下，这其中的心理障碍，必须要上升到哲学的层次上来，才能够加以解决。

不唯是送礼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，收受礼物也同样需要研究，许多情形下，送礼达不到目的，往往不是送礼之人缺乏诚心，而是收受礼物的人，对收礼缺乏理性的认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送礼之人就必须再度降格以求，以便提供给收礼之人一个心理台阶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礼物的选择，不是金银珠宝就一定贵重，也不是乡居土产就一定不值钱，什么该送什么不该送，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价值取向。历史上有许多送礼却被拒之门外的故事。比如说东汉年间，有人给名臣杨震送上黄金，说：“这些你知我知，不要怕，尽管收下吧。”杨震却说：“天知地知，如何说没人知道？”最终礼物就没有送成。究其原因，是送礼之人缺乏对杨震的了解，在送礼的过程中发生了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。

实际上，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，把黄金珠宝换成名贵的藏书，以高尚而优雅的品位为冲击，就能够一下子打动当事人的心。有关这一门学问，不管是否有心为官，都值得花费心血仔细地琢磨。

第83章　压力下的官场

古人说：宦海艰难。又说：仕途险恶。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说：做官难，难乎其难，官场如战场，同僚如仇敌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稍不留神，就会折戟沉沙，血本无归。

说起做官之难，好像就连老百姓都有一肚子苦水。坐在戏台下往上看，多么耿直的忠臣，也难免受到小人中伤，多么阴险的奸臣，到头来难免挨一刀。就连大鼓词里，都把“朝臣侍漏五更寒”视为人生的最大难事，老百姓们还四仰八叉躺在自家被窝里打呼噜，官员们一个个就得衣冠楚楚，冒着风霜雨雪，早早去点卯报到去了，单只是这份辛苦，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了的。

可是世无常理，有人做官难，有人做官却是非常地容易。明末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张蓬玄的大臣，此人在大明朝的时候就是刑部尚书，等到了清朝，他已经七十多岁了，皇帝换过了，可刑部尚书还是他。有一天上朝，他一不留神，扑棱棱摔了个大跟头，顺着台阶滚了下去。清世祖顺治吓了一大跳，急忙飞赶过去，将这老头扶起来，一直扶到殿门之外，送张蓬玄离开。

比这张蓬玄更狠的，还有大明时代的张若麒，此人在大明崇祯朝官职还不算太大，只是个兵部侍郎。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，大杀朝官，偏偏对他高看一眼，委以重任，让他出任了大顺朝的兵部尚书。很快李自成就被满清打跑了，清世祖顺治坐了龙椅，又把这个张若麒请回来，继续重用。

这个张蓬玄，还有这个张若麒，他们两个到底有何不凡之处？怎么不管哪个朝代，都要请他们做官呢？

事实上，张蓬玄与张若麒，只是浩如烟海的官员流中普通的一员。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通常情况下会把目光盯在悲剧英雄的身上，比如说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，他那凛然的正气之歌，至今仍然让人热血激飞。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文天祥的历史，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，在文天祥的不屈气节之下，还隐藏着一个官运亨通的神秘人物。

这个人名字叫陈宜中，官拜宰相。当元兵南下之时，陈宜中正在和同僚闹矛盾，于是陈宜中就上书辞职，朝廷不许，国家离不了陈宜中。离不了就算了，陈宜中只好主持与元兵联系和谈事宜，但是元兵要求陈宜中过去做人质。老陈丝毫也不犹豫，拔腿就走，逃之夭夭了。

接下来文天祥聚兵民抗元救国，而南宋的小皇帝逃到福州，重新组建领导班子，千挑万选出来的宰相，还是陈宜中。

这个官运亨通的陈宜中，幸福地老死在领导岗位上，从未像民族英雄文天祥那样轰轰烈烈大悲大歌，所以我们才会忽略他。然而我们现在或许会明白过来，像陈宜中这种人，与明末的张蓬玄、张若麒一样，他们或许别的本事真没有，但对于如何做官，却有着超常的天才。

如此看来，做官也应该是有诀窍的。诚如晚清李鸿章所说：“这世上的事情，最容易不过的，就是做官了，如果一个人连官也不会做，那就实在是太没劲了。”所谓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，李鸿章之所以这样说，那是因为他知道做官的基本诀窍。不管任何事情，懂诀窍的人做起来，千容易万容易，而不懂诀窍的人做起来，却是千难万难。

那么，这个秘而不传的做官诀窍，又是什么呢？

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，首先要从官场上的上司说起。

仕途为官，最重要的就是和上司打交道，上司对你高看一眼，你的上升空间就大一点。上司瞧你上火，那你这官，可就不好做了。

那么，官场上的上司，又是如何看待下属的呢？

上司也是人，是人就有人的个性，人的特点，就会把自己的喜好和个性，带进自己的管理风格之中。只要你弄清楚上司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喜欢的是什么，厌恶的又是什么，那么你做人做事，也就简单了许多。

大体来说，官场上的上司虽然形貌各异，高矮不同，脾性差异较大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
无论是大官小官，手里莫不是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，官越大，调度资源的能力和影响力就越大，因期待而紧张地盯着你的人也越多。老话说：当官不与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这里说的“民”，就是盯着你的人。

百姓之所以盯着官员，因为百姓期待着公道。可除非你亲自坐到官位上，否则是弄不清楚这个公道究系何指的。要知道，所谓公道，纯系是一种主观的感觉，正如《苏三起解》中的丑角所说：“你说你公道，他说他公道，公道不公道，只有天知道。”夫公道二字，无非是百姓对于利益的自我解读，若是对我有利，亦或是我认同的结论，那么我就认为这是公道。反之，于我不利，不是我认可的结论，我就认为不公道。所以官员处理事情，得到的评价必然是百分之百的不公道。

何以如此？因为利益调配这种事，涉及多名当事人，有的人获得的多，就有人获得的少，得到多的人未必会认为你公道，因为他想得到更多。得到少的人势必认为你不公道，因为他得到的太少。

古时候曾有两兄弟分家，都认为自己得到的太少，对方得到的太多，就去官府处求告，地方官看到这案子，顿时就傻了眼。盖因这兄弟二人，都认为自己得到的少了，对方得到的多了，无论如何摆弄法，都不可能让兄弟二人满意。难不成遇到这种事，还让地方官自己掏出银两来摆平不成？

这种案子谁也解决不了，层层上交，最后终于碰到一个脑子灵活的官员。他吩咐，让这兄弟二人把分到手的家产交换一下，哥哥拿弟弟那一份，弟弟拿哥哥那一份，你们不是都认为对方拿的多吗？那好办，你们就去拿多的那一份吧。这样，才总算摆平，否则的话，审理此案的官员，纵然是不被骂为贪官，也难免糊涂之名。

官员的行政级别越高，所涉及的利益调配也越多，也就越难让部属或民众满意。正是这种“不公道”的负面评价，构成了对于官员的强大压力，人是自我的，哪怕是再坏的人，也希望听到别人给自己一个较高的评价，得不到正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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