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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年的访谈,舒衡哲感觉自己“进入了张的生命”,这生命“挑战和克服了要它遗忘历史的政治压力”。
张申府(上):记忆的证明(2)
然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张申府的记性迅速衰退,这让尝试为他记录回忆录的章立凡受困于零散的记忆片断,最终作罢。章立凡因此有些伤感:“老人曾被历史遗忘,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,他却记不起历史了”。
张申府(下):真相的颜色
直到晚年,张申府仍然记得狱警凶神恶煞地喊叫着他的名字:“张崧年!张崧年!”从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,他开始憎恶自己的名字,出狱后便不再用了,而只用自己的字:申府。
于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国哲学界一个显赫的名字联系起来:张岱年。后者在文章中写道:“吾兄申府,原名崧年。……因参加‘一二·九’运动任游行总指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,后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。”
毫无疑问,这是一项相当光荣的履历。1980年5月25日,张申府向来访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(VeraSchwarcz)回忆起他在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角色。他仰起头,迎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,描述了自己怎样“不经意”地参加了这个“自发事件”。
12月9日,学生游行当天,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(姚依林)、女一中校长孙荪荃、学生郭明秋,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喝茶,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。他只是静静地与三个年轻人坐在楼上,看着游行队伍平静地走过,慢慢向天安门广场进发。
在舒衡哲看来,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“黑白色”的,与另一种“带有火红颜色”的回忆十分不同。
1983年5月26日,舒衡哲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访问一位参与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当事人,他准备向她回忆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。一些报社记者也来了,围着这位老人拍照。“大概注意到了有记者在场以及他的话对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,”舒衡哲写道,“他作了一个英雄式的描述,整个画面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英雄色彩:我们组织了这个运动,我和妻子负责领导。我妻子来自湖南,是毛主席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。12月9日,我们带领示威群众开始大游行,警察拿着水炮在后面追赶我们。但我们胜利了……”
舒衡哲听着这位当事人讲他的故事,摄像机的灯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。她知道,这位当事人已经无数次写过他在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和1935年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,他的回忆闪烁着许多被官方认可的英雄色彩,这些英雄色彩在张申府的叙述中是没有的。与他不同,张申府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旁观者,他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。“他不认为需要加进警察啊、水炮啊等等惊险的情节”。
关注清华大学校史的清华退休教师虞昊告诉记者,他查阅了1935年12月23日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》第707号,上面刊登了北大、清华等6所大学校长联名告同学书。“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”,校长们告诉学生,“9日北平学生游行,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。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,查明亦非事实”。
结合他看到多种清华老校友的回忆文章,虞昊开始质疑长期以来人们所接受的“一二·九”叙述。在他看来,个别学生领袖以大无畏气概“英雄造时势”的说法,也许不那么准确。
对于革命,张申府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革命被人误解了。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。革命是不得已的。然而人乃以为名贵。然而人乃以为名高。”
在见惯了太多出于种种原因而被扭曲的历史叙述后,张申府被视为一位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“幸存者”。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幸存者之一,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幸存者之一,也是中国思想界曾经有过的那个多元格局的幸存者之一。所以有人感叹:“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在现代中国政治史、思想史上被忽略了,简直不可思议!”
舒衡哲写出以“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”为题的《张申府访谈录》后,曾谈及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,她引述了这样一种呼吁———历史学家应当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的声音:“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,医治创伤、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。作为医生,他必须不顾医学理论而采取行动,因为病人患了病。所以,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起来,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。”
曹聚仁:一根会思想的芦苇
曹聚仁(1900-1972)浙江金华人,作家、记者、学者,一个传奇人物。
曹聚仁踏上罗湖桥,一步一回头。前面是香港,后面是大陆,他“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,依依不忍去”。
1950年,到香港第四天,曹聚仁在《星岛日报》的专栏“南来篇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。第一句就是“我从光明中来!”他赞扬“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”,但又以不偏不倚的“中立派”自居,对肃反、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。
这样一个备受各方瞩目的人物,发出这样的声音,顿时引来舆论大哗。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人,指责他“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,实际上帮凶,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”,称“《南来篇》是矫情之作……称大陆是光明的地方,但自身却又舍光明而远徙”。
另一方面,左派文人却视曹聚仁为“反动文人”,认为他在文章中“一连串散布着毒素,我们不能再缄默了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们有抨击这些毒素的充分权利,指出这些毒素,提高读者警惕,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,我们更有这些充分的权利”。
这场“围剿”整整持续了20个月,批曹的文章,经人剪存,竟达800余篇。
事实上,曹聚仁在恪守中立、独立原则下,确实潜藏着内心的矛盾。1950年6月,他赴港之前一个月,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谈道:“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,那就推不动了,落在墙边,不砌进去的话,那就被一脚踢开了!”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,他写道:“……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,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,对于我以后的命运,关系是很大的。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,依依不忍去,然而我终于成行了,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。”
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“自由报人”,并且指出,他的“自由”并非源自现代西方自由主义,而更像是讲究自由自在的中国文人传统,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我这个人,从来不领导别人,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。”
因为1950年这个“自由”的选择,曹聚仁在大陆和台湾几乎被湮没。虽然,他22岁时就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奇崛深奥的讲演录,并以此出版了《国学概论》,被视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;虽然,他仅毕业于一个5年制师范学校,但却昂然走上复旦、暨南等大学的讲坛,当了20多年的教授。
抗战期间,他投笔从戎,深入前线,是最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“皖南事变”真相的著名记者。
台湾作家回忆,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,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,胆敢偷偷带进台湾,“一旦被发觉,坐牢,绿岛管训,都很难说。”
大陆一方,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。直至今日,提及曹聚仁,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,而是“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”———知道“名嘴”儿子的多,而知道“名家”父亲的少。
曹景行说:“来香港后,曾看到好几篇文章,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,对于我来说,这却是一种奢望,难以企及。其实,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,因为内地不出版。他的著作,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。”
1969年底,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,信中如此倾诉道:“19年来,我的孤独寂寞生活,只有窗外月知道,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,我早变成疯子了。”
所幸,曹聚仁会写作。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,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。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,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,他“好像随时都可以写”,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,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。他不爱带帽,因为这样会“影响写文章的思路”。
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《浮过了生命海》一书,谈病中所悟:“人不过是一根芦苇,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,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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